三、探求与拓进

1930年代后的中国美术进入了一边关切民族救亡、民主抗争一边在艺术中艰难探求的阶段。在国破家亡、危机深重的关头，艺术的重心是救亡和反抗。但是对艺术标准的坚持和探求并没有在时代的漩涡中失去方向。相对来说在三个相对短暂的平静时期，即1930年至1937年的上海、1938年后的延安和重庆大后方、1940年代的西北之旅这三个短暂时期，艺术在救亡主题下的自我演进颇为显著。

1930年至1937年上海美术发展进入一个相对繁盛和活跃时期，继而形成了以沪宁杭为中心的美术区域格局，与北方和岭南画坛相辉映。各种美术思潮、美术社团、美术展览、美术出版在这里交汇，传统画派、新派绘画、写实主义、商业美术兼容并存，美术教育依托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立杭州艺专形成各自的教学思想和体系，加深了对东西方艺术的理解认识，形成了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本体探索和学术建设阶段。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美术界关于“艺术和宣传”、“内容和形式”的探讨和争论不断，促成了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提高了对中国画现代化、油画民族化的共同意识。中国美术力量经历分流与聚合逐渐恢复元气：以徐悲鸿学派为主导的写实主义阵营壮大，由传统出新的一批中国画大家开始完成自我风格的塑造并走向成熟，一部分画家开始国画彩墨上的融合探索。漫画与木刻则在抗战文艺运动中砥砺着劲刀利笔，努力探求适合民族性格的表现形式。

1940年代，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不少艺术家在“建设西北”、“开发西北”的背景下走向陕、甘、青、新等西北各地，写生作画，考察游历，其中有张大千、孙宗慰、赵望云、关山月、黎雄才、王子云、董希文、吴作人、司徒乔、韩乐然、常书鸿、叶浅予、潘絜兹、黄胄等人。在这个西行的队伍中，无论是从海外归来还是本土成长的画家，都从中国传统艺术中认识到具有东方和本土特征的造型体系，特别是从艺术上“发现”了敦煌，也从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中获得了崭新的体验，在作品中注入了活泼清新的气息，他们以个体的自觉探求整体上探索出一条具有民族本土风格的艺术道路。

在延安，汇集了一大批向往革命和进步的美术家，在那里感受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生活与新事物，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学、创作，使自己的艺术更加面向现实、反映生活。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文艺基本问题给予了深刻和辩证的分析，指引了中国美术新的方向。延安木刻作为具有民族性、大众性和革命性的艺术形式得到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早期左翼木刻的北欧现代主义风格到群众喜闻乐见木刻版画、新年画的转变，体现出消化外来艺术之后，基于自身现实的语言自觉和大众本位的新文化建设的热情。